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沈东曙:社会企业应该强调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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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哪些新的政策法律环境,如何应对?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举办,主题聚焦“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来自法律、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需要适应哪些新的政策法律环境,如何应对?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公益行业法律合规发展论坛(暨第八届复恩法律论坛)举办,主题聚焦“公益行业法律基础设施建设”。来自法律、公益、学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政策法律环境方面的挑战,以及今年在抗疫实践中所得到的启示。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沈东曙,与大家探讨了社会企业国际经验比较与路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沈东曙:社会企业应该强调企业家精神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沈东曙

以下为沈东曙发言实录:

从2002年开始在中国尝试做这些社会企业,然后慢慢地我们变成一家更多的去做社会创新的生态建设和新型探索的一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也经历了一些实践,转到公益企业为核心的行业推动,确实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些连续的观察,所以今天也很好有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心得吧。

主要是分两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实践的来路和去路,另外就是在中国社会立法社会企业法的一个看法。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首先讲一下“企业”这两个字它其实是日本汉字,它其实不是自制汉字,它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所以中国的长期民间实践当中,把企业更多的是当做商业企业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回到根本的话是个机构,所以在社会企业的来路当中,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的,它有三个大的来路。

第一个路径,我想可能是因为在很多的社会发展,很多组织过去的自愿精神加强以后,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所以我想第一类的对社会企业的讨论更多的是强调企业家精神。

第二类其实是很多社会组织对服务的专业性和服务的规模越来越有要求,特别是在收入的多样性方面有要求。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的混合性的组织,既富有倡导性的作用,又富有提供服务性的作用,甚至复合型的模式。

像水滴筹等组织,他们要应付不同的监管环境和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律框架的要求,这些混合性的组织对原来的社会属性和企业属性进行一些调整,更加强调他们的社会目标,所以也出现这种社会企业的概念。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社会企业放在一个特别包容的各类社会目标的组织,不管是盈利还是非盈利的,中国特殊情况下,中国对企业有特殊的工商注册、市场总局的注册要求。

第三类其实来解决商业企业过去的外部性问题,建一条高速公路,那高速公路两边的人都会受益,但是高速公路公司没有人受益,所以很多时候就没有人去修这个高速公路。

为了消除更多的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有些企业提出来,交1%的地球税来保护环境,消除这些负外部性,总的来讲大家越来越敏感到企业的行为,它是一个企业公民的行为,是衡量外部性的方面。

所以对企业的这种社会性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从这个路径上来说,最核心的是两条:一条是到现在,大家慢慢地看到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从表面上来讲,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商业圆桌180个CEO签了要从股东经济向利益相关者经济演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论坛发起这样的一些运动,这样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大本营都开始了对这方面的思考,重新转变,所以不管是公益企业运动也好还是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这样的运动也好,都是朝着怎么样更多的发挥正外部性,企业共享利益,更多的去削减负外部性这个方向来做的,从这个方向来说,大家都在往企业更有社会性、更有社会价值的追求这样方向去走。

这个本质上其实就是我说的第二点,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思考,对促进现在所谓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工业化体系的一个现代性的思考,要向一个更符合未来的现代性转变,经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目前为止不管是商业也好,还是其它的商业运动也好,都是指向让企业更有社会性,更有社会价值,更可行的一步可能是指向利益相关者经济去发展。也就是说经过这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从体量上来说,影响力来说社会企业家精神还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更多的从社会组织转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不是最大的体量,混合性组织和商业企业越来越有社会价值追求,变成新的主流的倾向。

关于立法,我有三个经验和教训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现在中国做都就很好,从民间组织提供更多的尝试,中国改革的竞争也告诉我们,特别是地方政府对这样一个类似于公益城市这样方面的追求,其实是会大大地促进我们社会企业。社会性目标企业这样的一些政策帮助,各种各样的这些方面会有很大的进展的。无论是深圳还是北京,还是成都,这些地方做的东西,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争论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这个争论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促进大家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其实我们非常乐见各个城市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探索。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政府的政策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应该比较慎重的多看一下地方政府的实验的结果或者是多等一等,多看一下实践的效果出来。

第二个建议就是在慈善法出来之后,做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跟1986年以后的美国的一些立法有关,国会要求所有新的立法应该做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评估,当然这个建模本身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可以看到,很多立法出来以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其实可以预评估的,也可以后面追踪的,所以我建议如果真的要去讨论立法,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立法它的一个基本的预评估框架是什么?可以做很多提前的学术研究和数据。

最后一点是比较看一看,中央政府其实它有很多工具,其实中国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不是简单的去立法,中国在促进整个企业的社会型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绿色金融在中国已经做的很领先了,中国的绿色债权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中国的证监会关于ESG方面的指数方面的编制,这方面都是在全球先进的行列当中。

过去发改委、民政部门也出台了一行支持社区组织一些相关的政策,所以把这些政策都纳进到整个社会型企业这样的研究视角上面来讲,我觉得其实本身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已经不少了。

总结来看,我的想法就是第一可以把鼓励地方政府的立法作为一个主轴,第二综合研究一下各个部门,还可以出台哪些内容,比如要立法,这个法里面可能有50章,这50章可能在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里面先试起来;最后还是建议做立法全面的预评估研究,用这样的一些全面的研究,建立一些数据框架,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识,也为立法以后的执行提供一个以后的评估框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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